【大家】刚健有为朱士光
选择历史地理,就是选择我安身立命之地”
1958年，19岁的朱士光高中即将毕业，老师、同学眼中的他文理科全面发展，不管选哪科将来都会很优秀。“起先我想学理工科。高三的时候我还写了一首诗，充满了浪漫的理想。我想当一名水电工程师，在祖国的大江大河上修建水电站，为国家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发电提供动力，好像那一座座水电站也为我个人立了一座座丰碑。”回想起当年，朱先生意味犹然。但偶然的机会让年轻的朱士光读到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一书，他觉得很通俗，很有意义。能改变人们的思想那才更有意义，于是他决定改学文科，报考了中山大学的经济地理学专业，但他却被改录到该校的自然地理专业。他并没有抱怨，而是接受了这一安排，安心学习。大学期间个人的努力学习和深人思考让聪明睿智的他逐渐喜欢并感到地理学科在理论上很不完善。
1962年的秋天，共和国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自然灾害。时年23岁的朱士光和中山大学的其他同学一样，正在校园里接受着对他们来说来之不易的高等教育。然而不同的是，就在此时，一篇出自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之手的论文触动了这位朝气蓬勃的青年，继而改变了他的一生。文章主要论述了有关人为因素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用朱先生的话说，“我当时看了有很大触动，觉得讲得非常在理，写得太好了，太重要了，太深刻了，而且这样一些研究观点可以推进地理学的发展，这些也正是被地理学者们长期忽规了的!”
在此之前的1962年暑假，朱先生所在的中山大学自然地理专业组织部分学生随老师到海南岛考察。海南岛西部海岸的台地上有一种被当地老百姓叫做“飞机草”的植物，是日本侵略军当年占领海南后用飞机播种生长的。这种植物在海南的出现让年轻的朱士光深深地感到人为因素对地理环境有很大影响。而当时地理学科仅局限于现状的描述，缺乏人为因素对地理环境影响的考虑和研究。加之回来又看到了侯仁之先生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62年第1期上的《历史地理学当议》一文，使他深刻地认识到历史地理学科不仅应关注现在，还要关注过去。回来之后他怀着激动的心情把自己的这一发现和想法写信给北京大学的侯仁之教授，侯先生读后很高兴，回信鼓励他继续努力，他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信心就更加坚定了。
“做攀登科学高峰的登山运动员”
1962年秋天,年轻的朱士光被侯仁之先生的那篇文章打动以后,就很关注侯先生的研究成果。1963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公开招考研究生,(以前都是推荐入学),朱士光响应国家的号召—青年要“做攀登科学高峰的登山队员”，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侯仁之先生的研究生。当年全国总共录取了800名研究生。
1963年河北海河流域发大水，到北京的铁路被冲坏了。朱士光怀着对历史地理学科的无限热爱以及对导师侯仁之先生的无比崇敬从广州坐火车到上海，然后坐轮船到天津，再坐火车辗转到北京，这趟旅程因为铁路被冲毁而比平时多用了一倍的时间。当时侯先生因为要参与治沙出外考察，等不及见朱士光了，就给他留了封信，在信中详细安排了朱士光近期的生活和学习。虽然没见到早就渴望一见的老师，朱士光并不沮丧却很高兴，“我不遗憾，而且很欣慰!”
读研究生之后，凭借着自己浓厚的学科兴趣，朱士光和老师侯仁之先生在陕北毛乌素沙漠考察，爬沙山、过深沟、住土窑、吃杂粮，为的就是弥补自己地理学科的不足，从历史的角度关注自然地理现象，加强人为因素对自然地理环境变迁影响的研究。海南岛的“飞机草”是人为因素的典型代表，这种研究将会丰富历史学的内容，也将给地理学带来一些新的理论思想；而且历史地理学可以帮助政府、个人很好地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做好工作，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意义十分重大。这时的他已经由衷地喜欢上历史地理学科了。
1973年侯仁之先生在《文物》杂志上发表《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一文，承认自己1964年将内蒙古鄂托克旗城川古城定为古宥州城是错误的，而他的学生朱士光的观点是正确的，这让已经进入不惑之年的朱士光非常感动。那是1964年，侯仁之先生带领朱士光等几位年轻的学者去毛乌素沙漠考察。考察很艰苦，他们坐的是敞篷卡车，但他们也很高兴，因为朱士光是第一次到内蒙古和鄂尔多斯高原。考察回来后侯先生写文章提出城川古城为古宥州城的观点。1965年朱士光一个人再次去考察，认为侯先生的说法不准确，在离开北大赴陕西工作前，他将自己的想法写进考察报告交给侯先生，侯先生认为朱士光的观点是正确的，于是后来发表文章指出自己的错误，而且对他的观点予以肯定。
侯先生虚怀若谷的严谨治学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朱士光。后来他经常告诫自己的学生做学问要有“三不怕”精神：不怕讨论争鸣、不怕别人指出自己的错误、不怕纠正自己的错误。他也告诉笔者，谭其骤先生和史念海先生曾经在《历史研究》上连续发表文章为一个学术问题争论不休，史先生并没有因为谭先生是自己的老师而放弃对真理的追求，事实证明这也并未影响他们的师生情谊。朱先生说自己一生都感谢北京大学以及历史地理学界科学民主的学术氛围。
刚刚过完70寿辰的朱先生看起来很乐观、很精神。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和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为他举办的70寿辰活动上答谢时，他谈到“五感”:感动、感谢、感恩、感悟、感奋。
“那么多人牺牲工作休息时间来为我祝寿，令我很感动，我当然要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我也要感恩，70年来，我的父母、老师、同事、朋友对我给予了多方关怀与帮助，使我得以成长、进步，我将终生铭感不忘；同时这次祝寿活动中我更深刻地感悟到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团结协作与前辈们的经世致用思想，这些对我们学科的发展有着十分重大的作用，今后当继续发扬下去；最后，我从1965年参加工作到2006年退休，已经为国家工作41年了，实现了我在北大读研究生时与同学们共同提出的‘为国家工作四十年’的诺言。但我并不满足，我还当感而奋起，继续努力。如果天假以年，让我再活20年。那么前10年，我要认真完成我负责的《清史·生态环境志》的撰写工作以及几个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后10年则是就一些自己感兴趣并经过长久思考的学术问题撰写文章或者专著。”
“著作等身高，治学为有用于世，纵论祖国河山数百万言，已为世所用；桃李满天下，育人重品学兼优，培养学界新秀几三千人，皆神州栋梁。”这是朱先生当年给史念海先生写的挽联。这不仅是对史念海先生学问人生的肯定，也鼓舞着包括朱先生在内千百万中国学人们不断默默前行。
“导师要给研究生提供一个民主、宽松的发展空间”
“朱先生就是一个宽厚的长者。”张萍博士这样对笔者谈到，“朱先生的宽厚、和蔼让我有时候觉得没有理由不努力学习……”。2007年底，由朱先生指导、博士张萍撰写的毕业论文《明清陕西商业地理研究》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这是陕西师范大学的第二篇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对于这篇论文，朱先生说:“文章下了很大工夫，写得不错，希望张萍博士能把这个研究继续下去，推进历史商业地理研究。”前不久，这篇博士学位论文已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朱先生认为做学问与兴趣有很大关系，如果你感兴趣就会很好地投人。他对自己的研究生论文选题采取开放的方法。虽然自己的课题希望他们帮助完成，但他从来不会强迫学生那么做，他认为那样学生不一定有兴趣，也不一定能做好。因为研究生在学科背景、学术追求上与导师有时候有很大不同，如果导师强迫学生做导师的课题，那么学生将面临一个痛苦的研究方向转换。张萍博士的学位论文选题就是自己定的，朱先生感觉很好就给她在学科发展趋向与理论观点等大的方面把好关。比如章节设置上，他们进行了多次讨论，以便于通过章节合理设置突出文章重点和主体。他积极支持鼓励张萍做好这篇论文，没有要求她参与自己的课题，而且为她联系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相关方面的研究专家给予指导，帮助她了解学科前沿，并亲自为张萍从北京大学杨吾扬教授那里借来《商业地理学》一书供其写作参考。同时朱先生建议张萍积极参考国外历史地理学研究理论，紧密结合陕西明清时期商业发展实际，拓宽研究视野。论文写作过程中，张萍放下年幼的孩子，到北京查阅资料，一呆就是两个月。论文刚写完，就累得住进了医院。论文最后得到了评审专家一致认可和好评，这是对朱先生和张萍本人努力的回报。最重要的是这篇文章确立了区域历史商业地理的学科框架，解决了许多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谈到这篇论文，朱先生说:“这篇优博论文填补了中国历史商业地理的一个空白。”
“好多学生都害怕见导师，但是我不怕，而这正是朱先生给我培养的。”肖爱玲博士后高兴地谈到。在跟朱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肖爱玲通过自己的研究提出汉代长安城没有中轴线这一观点，而朱先生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汉长安城是有中轴线的。但朱先生得知后并没有否定她，“有不同的观点并不可怕，关键是你要有充实的论据支撑。”并语重心长地告诫她:“有名望、有地位的学者可以凭借自己的影响力在考证不足的情况下将自己的观点抛出来，但这肯定是经不起考验的，年轻的学者要有刻苦钻研的精神，用充足的论据佐证自己的观点。”鼓励她继续研究考证，不要急于发表文章，并为她联系自己的学弟、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刘庆柱教授，帮助肖爱玲深入研究，最终使她在这方面的研究取得很大进展。
有一位学生让朱先生现在依然记忆犹新，他就是现任河南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的李久昌博士。这个学生之所以令朱先生难以忘记，正是因为他的“不听话”。朱先生给博士生上课一直坚持运用讨论和启发的教学方法。同学们都认为朱先生将北京大学“五四”时期形成的兼容并包的学风带进了课堂。“君子和而不同”；李久昌经常在课堂上提出和朱先生相左的观点和看法，但朱先生并不生气，而是引导学生们就李久昌的看法展开讨论。他的观点经过大家的共同讨论会使他理解得更深刻，这样能做到一通百通，取得一种学术上的自由发展。”
前几天，朱先生接到了2005年毕业、刚40岁出头的任云英博士打来的电话，告诉他自己已经晋升为长安大学博士生导师。欣慰之余，朱老回想起了这个学生的成长经历。任云英是学理工科出身的，当时想考朱先生的博士生，心里有些顾忌，不知朱先生是否愿意指导。朱先生认为，学工科的人研究问题很细致，思维很周密，对于历史城市发展规律的研究与把握很有好处，可以弥补文科研究生在微观上的不足。任云英因此顺利地跟朱先生踏上了自己城市规划研究的求学道路。
“研究生要甘坐冷板凳，厚积薄发”
朱先生经常要求自己的博士生着眼长远，确立严谨的治学态度，打好坚实的学科理论基础。在做学问的过程中切忌随心所欲、断章取义，引用文献资料时不但看内容而且还要看版本，以便考虑可不可以采用。他一直主张并付诸实施的是对研究生做提示性的教学，不照本宣科，着重帮助研究生养成严谨的治学态度。“研究生导师应该允许学生各种观点的并存和辩论争鸣，这对研究生成长很重要!”朱先生认为主要是现在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培养学生民主、科学的思维和态度，话语间流露出先生对中国研究生教育的不已壮心。
现在有些研究生做学问比较功利，追求尽快出成果、见成效。对此，常年从事研究生教学的朱先生认为，我国历史上孔子等先贤早有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而且这一优良学风代代相传，迄今未中断，这在我国当今历史地理学界表现尤为鲜明突出。当然，各门学科由于学科性质与研究内容的不同，在经世致用上表现也不尽相同，有的较为直接，有的则较为间接，所以没有必要进行简单的比较。但在治学中是否太功利，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标准，那就是治学的态度与目的，若态度科学严谨、目的纯正，则其成果均有经世致用的功效；若不是，则为欺世盗名。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跟朱先生读博士期间，每次见面他都开玩笑似的问我学习达到柳永《蝶恋花》这句词里的境界没有？有一段时间自己瘦了好多，朱先生一见面就笑着说，已经衣带渐宽了，不错!”肖爱玲博士后回忆到。面对现在开放和竞争的社会，朱先生希望研究生们沉下心来，要能甘坐冷板凳，好好学习，打好基础，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他认为目前社会很浮躁，研究生们不要追求一夜成名，要厚积薄发，从长远考虑。特别是有志于将来做学问的年轻人，这个志向很好，希望能将做学问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基点、建功立业的场所，把它作为人生的主体部分，处理好广博与专深之间的关系，通过艰苦学习与积极实践不断提高自己的“才”“学”“识”，为创新打好基础。研究生阶段还是要注意基础性学
“研究生应坚强、乐观向上”
2007年11月，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成立20周年庆典如期举行，一位老人被一个年轻小伙子背进了会场，他正是朱士光先生。此前，69岁的朱先生前往四川的江油、北川一带考察，扭伤了脚。但中心成立二十周年庆典对于这位看着中心成长起来的老人来说太重要了。他坚持要自己走着来，学生们不忍心，硬是将先生背来了。在此之前，也是他的博士肖爱玲的丈夫把他从咸阳国际机场用车接回来背到家里的。先生用自己的行动向学生们阐释了一种坚强、一种对于科学的热爱与执著。学生对先生的爱完全来自于他对学生无私的爱。“朱先生就像我的父亲”，肖爱玲博士后毫不犹豫地讲到。记得有一次，她生病了，先生和师母三番五次到她家中看望，让身居异乡的她备感温暖。对于学生的每一次创作，无论优劣，朱先生总是耐心指导，从不批评。一位博士回忆说:有一次他拿着写好的论文去找朱先生，先生看完后，对他说:“论文像你这样写，很难有大的发展。”听了这话，他很惭愧，因为这是他跟朱先生以来听到的自己感觉分量最重的一句话!
生活上的朱士光经常鼓励学生面对困难要坚强、乐观一些。“我遇到挫折的时候，从来没有消极悲观，进而中断我的学习。”谈到现在研究生的学习，朱先生认为研究生们学习生活压力确实很大，但“现在研究生有些很脆弱，我觉得不好，受到挫折就消极悲观，这不对。我觉得应该乐观坚强。”1965年朱士光因为家庭原因被迫放弃在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学习，赴陕工作，当时他感到很委屈，觉得对家庭和自己很不公平。但是他没有埋怨谁，“既然分配来了陕西工作，就好好干!”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朱先生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践行着这一人生信条；“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朱先生正在学术的森林里静静地前行。
来源：《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9年第2期。作者：郭小良，时为新传院研究生。有删减。